高中的時候,蠻沈迷於日本的推理小說,其中圖書館裡最多的收藏就屬西村氏和赤川次郎兩位。後者的作品幾乎近於玩笑式的風格,就像肥皂劇一樣看過就忘。前者的作品就比較嚴謹,尤其是臥鋪特快車一書讓我印象特別深刻,被其中的詭計深深吸引,將西村氏喻為天才。直到迷上 A. Christie 之後,才發現面對推理女王,西村氏的作品不過是小巫而已。
這一週來,為了排遣時間,也為了逃避完成 paper 的壓力,我又開始翻出借來的小說,結果印象沒有改觀,反而開始討厭起這位小說家了。
這位作家基本上屬於本格派,摻雜著社會派的風格於其中。結果搞得兩邊不討好,太注重詭計的破解,例如利用交通工具的不在場證明,使凸顯社會不公義的意圖被埋沒;相反的,描寫社會黑暗面的部份,又讓人有掩飾詭計不夠完美的意圖。偵探缺乏洞察力,只會用苦功一一篩檢煩瑣的資料,也令人難以欽佩。
以南紀殺人路線而言,利用火車行進速度的不同建立的不在場證明著實老套。罪惡之屋一書明顯的嫌犯就那五個,不去過濾這五人的資料,大兜圈子的調查方式,讓人覺得警方真是無能。七個證人明顯抄襲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。東京地下鐵殺人事件開局相當有趣,逐步牽扯到國會議員間的角力,和預算審查的利益交換就開始荒謬起來。身為壞人卻被警察耍弄,也不真實。鬼女面具殺人事件描寫封閉社會的運作,影射日本島國的閉鎖心態,相當發人深省,但是詭計的佈局卻非常薄弱,明眼人一看即知誰是最有嫌疑的兇手。
這些小說,除了上大號,或等洗衣機之外,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。
突然想起來西村氏最令我感到痛恨的是:他完全剝奪了我閱讀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樂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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